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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青浦调查的刑警是龙野滨和小冷，彭文瑞因是专案组副组长，就留在市区坐镇。当时一个分局不过一辆吉普车，摩托车也不是每个分局都有的，所以龙、冷两人是搭乘长途汽车去的。好在道路畅通，两个小时就赶到了青浦县城厢镇。打听聚星街五十五号，竟是“福诚至中药店”。于是登门找老板。老板姓曹，是个五十来岁的小老头儿。刑警问他你们这里是否有一个中高个头儿、说话带本地口音的男子。曹老板说有的，是我们店里的职工陆师傅，叫陆汉益。

　　“哦，我派他去上海办点儿业务上的事，是大前天去的，昨天早上刚刚回到青浦，我让他休息两天，他回家去了。”

　　刑警弄不懂了：“这个姓陆的户口不是在药店里的吗？怎么家住朱家角？户口为何不落在家里而要落在店里呢？”

　　曹老板解释：“陆汉益是抗战胜利前一年从乡下来青浦的，当时还没有成家，户口就落在我这里了。后来结了婚，娘子是朱家角的一个寡妇。我问他户口是否要迁到朱家角去，他说不迁了，还是留在这里吧，毕竟是县城啊。这样，他的户口就没有动。”

　　“哦，我让他送一笔款子给浦东洋泾他的一个亲戚。前一阵我手头有点儿紧，生意上头寸轧不过来，四处商借也没借到，最后还是通过他向他浦东的亲戚借到的。当初借钱是通过他出面的，所以现在还钱也就叫他去走一趟了。”

　　刑警问曹老板是否听说过曹家渡的“中兴国药行”。曹老板说，听说过，不过从来没跟他们打过交道，我们的货都是从十六铺的“双得利”进的，成品中药则从松江的“余天成”进。哎，你们问这个干吗？刑警叹了口气，说这事我们也感到莫名其妙，你们的这位陆师傅这次去上海还做了一桩事，他把一些名贵中药材拿到“中兴国药行”卖掉了！其中有野山参、麝香，还有猴枣。

　　曹老板怔了片刻，猛地回过神来，立马往楼上奔。一阵翻箱倒柜的声响后，传来他愤怒的咆哮，大骂陆汉益“杀千刀”。

　　情况大体上清楚了。陆汉益利用去上海办事的机会，偷窃了店里的这三样名贵药材廉价出售。这类药材平时不常常使用，老板也不会天天查看。等到哪天发现没了，估计也已经没法查清楚了。

　　当下，刑警和曹老板立刻奔十六里地之外的朱家角镇。陆汉益初时还想抵赖，但刑警没跟他啰唆，掏出手铐铐上就走。到朱家角派出所讯问下来，陆汉益只得交代。曹老板对上海刑警称谢不迭，但小冷、龙野滨两人却高兴不起来。

　　冷、龙二位搭乘朱家角赴上海的末班长途汽车风尘仆仆返回市区，到专案组驻地邑庙分局时，已经晚上九点了。专案组其他听说是这么一个结果，有的唉声叹气，有的摇头苦笑。

　　辛强说：“没什么，干刑侦这一行的，谁都遇到过这样的一种情况。们连日辛劳，始终没好好休息过，今晚干脆好好睡一觉，明天上午开会研究下一步怎么走。”

　　这天晚上，就在专案组刑警睡觉的时候，沉寂了几天的红桃大盗重新露头，再次在蓬莱区作下了一起抢劫大案！

　　该区的肇周路上有一幢小巧精致的二层洋房，上下一共八间。楼前有一个小院子，栽种着一些花草；楼后有两间平房，一间是堆放杂物的储藏室，一间是厨房；四周围着绿漆栅栏，大门也漆成绿色，据说以前门框上钉着一块铜牌，上书“毕阳私邸，未许勿入”。这个毕阳就是小洋楼的主人，祖籍上海，出生于南洋的一个华侨富商家庭，1932年回国，考入震旦大学。毕业后在一家英国人开的洋行里工作，很受英国老板的赏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洋行关门，毕阳的饭碗没了，于是就偷偷去了重庆。原是准备参加军队上前线打日本鬼子的，但到了那里正好遇上“军统”招收知识青年，像他这样的大学毕业生当然被“军统”视若宝贝，于是就进了“军统”，被授予少尉军衔。当时，戴笠还亲自接见了毕阳，聊下来，得知毕阳精通英文，头脑又灵活，于是说你也不必去一线做危险工作了，就留在局本部搞情报分析吧，凭你的素质，几年下来，你就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情报专家了。

　　以戴笠当时的地位，能够对一个新加入“团体”的青年说这等话，那是相当重视了。不难想象，“军统”肯定会把毕阳作为重点培养对象。正如戴笠所预料的，毕阳的素质确实不错，加上自身的努力，以及不事张扬的性格，他跟所有特务不管是看门的小角色还是手握生杀大权的将校级大特务的关系都处得很是到位。两年后，毕阳就当上了情报处新设的“日本对英美情报活动特别情报组”的副组长，陆军上尉军衔。到1945年元旦，在“军统”的迎新联欢会上，戴笠破格晋升毕阳为少校组长。

　　日本战败投降后，“军统”的“日本对英美情报活动特别情报组”随即解散。毕阳的老母、妻儿都在上海，一别四年，他就要求请假赴沪探亲。报到戴笠那里，戴笠说不是正要向上海派接收人员吗，把毕阳列入名单吧。这样，毕阳就以接收大员的身份荣归上海。后来，戴笠飞机失事殒命，“军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大权由毛人凤执掌。由于毕阳的人缘好，不但没受到排挤，反而还被毛人凤提升为中校，在上海搞情报。

　　南京解放前夕，据说“军统”原是准备让毕阳潜伏下来的，因为他的对外身份一直是“商人”，外界没有人知道他是“保密局”校级特务。这种情况是比较适宜潜伏的。但名单送到毛人凤那里后，他的名字被划掉了，毛人凤说这人精通国际情报，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从今后的工作出发，还是把他带到台湾去为好。这样，毕阳就跟着毛人凤去了台湾。由于事发突然，他甚至连和家眷告别的机会都没有，更别说把老母、妻儿带上了。

　　上海解放后，华东局社会部根据获得的情报，掌握了毕阳的真实情况，曾派员前往毕阳宅第去查看。毕阳的母亲、妻子表示愿意遵守人民政府的法令，跟毕阳划清界限，并主动拿出家藏的黄金、银洋、首饰、手表等交给政府。社会部干部根据政策，没有接受，说这是你们的私人物品，不是毕阳搞反革命活动的经费，还是你们自己留着吧。至于这幢住宅，据我们不难发现，是毕阳1932年回国之前由其父亲出资建造的，所以不能算是敌产，而是属于你家的私产，政府也不会没收，如果受到侵犯，政府还会给予保护。

　　毕阳的家眷对人民政府自是感激不尽，但这样一来，邻居都知道原来毕阳是“军统”特务，逃到台湾去了。以当时的政治气氛，对毕家人就不免另眼看待了。毕家人原本跟外界接触就不多，现在干脆闭门不出。那块挂在门口的铜牌当然早已拆除了，轿车赠送给了亲戚，电话停机，原本家里是雇佣着娘姨的，后来也辞退了。毕阳的老母亲整天在家里念佛，妻子任丹蕊每天出门两次，早上送九岁的儿子上学兼带买菜，下午去学校接儿子。如此生活，外界有些风吹草动、小道消息，自然不可能传入一家人的耳朵。因此，这几天一直令附近一带人们风声鹤唳的红桃大盗抢劫案，毕家三口竟然丝毫不知，自然也就谈不上有什么防范意识了。

　　12月8日午夜时分，已经入睡的毕宅女主人任丹蕊被一阵急促的门铃声惊醒。她头脑里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政府来人了，夜半登门，别是来抓人的吧？禁不住一阵惊慌。任丹蕊匆匆穿上衣服，三步并作两步赶到楼下去应门。原以为来人是在大门口等着她去开门的，因为门铃按钮是装在大门外的，哪知她刚刚打开屋门，台阶上已经站着三条黑影了。任丹蕊没有思想准备，吓了个激灵！

　　对方身穿深色中山装，头戴干部帽，帽檐压得有点儿低，脸上戴着口罩，手上戴着白纱手套，其中一个肩上挎着个军用挎包。为首一个开腔道：“别害怕！你是……”

　　任丹蕊稍感放心，点点头把来人往屋里让。请来人在客厅落座后，她正要去拿热水瓶沏茶，被叫住了：“别忙活了！你家里还住着谁？就是老太和孩子？好的，麻烦你去把他们叫起来，政府有话要对你们说。”

　　任丹蕊听了心里一动，暗忖难道丈夫起义了？因为深信对方的市局身份，所以也不作他想，立刻遵命。

　　一家三口集中到客厅后，婆媳俩眼睁睁地望着对方三人，等着他们透露带来了什么好消息。先前亮证件的那人开口了，内容却令婆媳俩莫名其妙：“家里有绳子吗？”

　　“那就找件代用品吧。”那人朝旁边一位打了个手势，那位在底楼这边转了转，进了原先娘姨住的那间屋里，里面传出几下像是撕开布匹的声响，不一会儿，那人手里拿着几根撕开的被单返回客厅。

　　这时，三个不速之客终于露出了强盗的真面目，亮出了寒光闪闪的匕首，二话不说就将一家三口绑了起来，拴在桌腿上，嘴里堵上了从卫生间拿来的毛巾。女主人任丹蕊是最后一个被堵上嘴的，堵上前她衣袋里的钥匙已经被搜出来了，让她说出保险箱密码。她稍一迟疑，匕首已经抵住了脖颈，吓得她紧闭着眼睛乖乖说了出来。

　　强盗上楼进了女主人的卧室，打开了保险箱，将里面的二十五两黄金、二百多枚银洋、十来件首饰、两千多美元以及任丹蕊临睡前摘下放在床头柜上的金表悉数劫走。下楼后，发现客厅一角的那口玻璃橱里的饼干听、咖啡罐、奶粉瓶，于是就冲了奶咖，把前天任丹蕊刚刚买的两斤饼干吃光。接着，他们从卫生间拿出拖把，把楼上楼下凡是他们踏到过的地方都擦拭了一遍。最后，照例拿出喷筒，在墙上留下了一个红桃图案，这才离去。

　　可怜毕家三口给绑在客厅的那张餐桌上，无法挣脱，若不是早晨六点送牛奶的工人按门铃没见反应，觉得不对头，唤来了邻居众人一起推门入宅察看，没准儿因冻饿而送掉性命也难说。

　　专案组闻讯赶到现场，一看情况，先让保长、甲长把毕老太和孙子送医院检查，女主人还行，就留下向刑警叙述案发情况。刑警听说对方出示了上海市公安局的证件，不禁暗吃一惊，寻思红桃大盗还真了得，搞起了升级版，冒充电灯公司抄表工觉得不过瘾，竟摇身一变做起了警察！于是就问那证件是啥样子的。任丹蕊说那人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色本本，捏住了封面的大半个位置，朝她一亮。她看见那个本本的下方印着一行金字：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

　　几个刑警就觉得奇怪了。当时上海市公安局的证件是全市统一的，封面都是市局落款，至于是哪个部门哪个分局的，是填写在里面贴照片的那页上的，哪来的比真证小一圈的工作证？若说是劫匪伪造的吧，那为啥不伪造尺寸相同的呢？

　　这么一说，其他刑警恍然大悟！上海解放后，新政权的各项工作逐渐开始做，其中一项是发放自行车证照。车证也称执照，一个硬封面，内有两页记载该车及车主情况和需要注意的几点的纸张。车证封面下方印着的那行市局落款跟警察的工作证是一样的，红桃大盗灵机一动，竟然利用车证冒充起警察来了！

　　现场勘查如同专案组预料的一样，未曾发现什么痕迹。返回分局后，专案组举行案情分析会，一致认为这是红桃大盗所作的第四起抢劫案。这时，忽然接到北站分局的电话，说他们前天在站前广场上抓到一名扒手，在其身上发现了羚羊角，问专案组是否要过来查问一下。

　　据辛强事后说，接到这个电话的一瞬间，他忽然产生了一种直觉：这是一条真正有价值的线索，这个扒手可能是打开红桃大盗抢劫案迷宫之门的一把钥匙！

　　北站，即北火车站的简称。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上海发往外埠、外埠抵达上海的火车发车点与抵达点都是北站，北站一年到头的熙熙攘攘也就可想而知了。而这种热闹，正好给扒手提供了一个很有利的作案条件。

　　扒手罗三儿就是北站分局的反扒便衣在站前广场上抓到的。当时，一个便衣发现罗三儿从候车室出来，转了个圈，盯上了一个带孩子的中年妇女。便衣凭经验一看罗三儿的那双眼睛，就知道这小子是吃这一行饭的，遂决定抓现行。不多时，当罗三儿下手作案时，被便衣逮个正着，铐上铐子就带到不远处的警务室。

　　进去之后，在罗三儿身上搜出赃款若干，还有一个长近一尺、宽高各为寸余的小布包，问罗三儿是什么，他摇头不语。便衣以为罗三儿不老实，差点儿撩一巴掌上去。其实这小子确实不知道，这是他在候车室从一个候车的旅客那里扒窃来的。原以为是什么宝贝，不料民警把层层叠叠包在外面的布头解开后，呈现在眼前的是一截动物犄角。几个便衣民警不认识这是啥东西，就放在一旁，然后清点赃款。罗三儿运气还不错，之前扒得的两个钱包中的钱钞加起来竟有上百万元，这在当时算得上一笔像样的款子了。于是，恭喜了！给罗三儿换个地方——送到看守所去了。

　　那笔赃款和像是动物犄角样的赃物，就由便衣带到分局办公室去了。按规定，赃款、赃物都得上交治安股领导，领导登记后再上交分局秘书股（即后来的“办公室”）。治安股领导由于工作繁忙，规定一周交两次，每隔三天一次。今天是交赃款、赃物的日子，一干便衣都涌进了治安股长的办公室。一个也来交战利品的老民警无意间看见动物犄角，不禁一惊：“我的妈呀，羚羊角啊！这是中药里最为名贵的一味，价超黄金。这么长一截，要值多少钱哩！”

　　这一惊呼，引起了治安股长的注意，当下一看赃物，马上拿出了专案组的那份协查通知，看了看，指着上面的“羚羊角”说，前几天开会时不是给大家念过这份通知的吗，你们是怎么听的，发现了协查通知上载明的赃物也不立刻报告，一直拖到今天。说着，立刻按照协查通知上的手机号给专案组打电话。

　　专案组当即派员前往分局，把那截羚羊角取来。然而专案组一干刑警谁也没接触过这等名贵中药材，是不是羚羊角也不敢保证。有人想起分局对面有一个在马路边上摆一副桌椅当街坐堂问诊的郎中钱老头儿，于是就派小冷、小李拿去请他辨识。钱郎中看了之后，说这确实是羚羊角，强调这是最珍贵的一种中药材，然后就要说药效。冷、李两人对羚羊角的功效并无兴趣，还没听完就谢过钱老头儿兴冲冲回来复命了。

　　接下来，是要弄清楚这截东西是不是“天年堂”被劫的赃物之一。出于稳妥考虑，专案组没把东西拿去请失主辨认，而是派员去“天年堂”询问：被劫的羚羊角有多重？

　　像羚羊角这样的名贵中药材，一般都是使用粉剂的，药店根据中医开的方子上所注明的分量，当场用锉刀从角上锉下粉末，边锉边称，让我们消费者亲眼看见这是真货。所以，老板只要一查账目，就不难得知被劫的那支已经锉掉过数钱的羚羊角的精确重量。当下让账房先生核查后，说被劫的那支羚羊角重三两一钱七分。小冷、小李回来一说，辛强就让两人拿上赃物前往附近的一所中学，借用化学实验室的天平称下来，果然是这个重量。于是确认这是赃物。

　　然后，就去讯问扒手罗三儿。罗三儿交代，这个布包是他去北站候车室行窃时，从一个旅客携带的挎包里顺手窃得的。那个旅客的挎包里还有别的东西，对于扒手来说，最理想的当然是现钞。他站在那人后面，悄悄扯开挎包的拉链，正要把手伸进去掏摸，那旅客却是一个转身。罗三儿就决定放弃这个对象，抽出贼手时顺便窃取了这个条状的布包。

　　那么，那个旅客是怎么一副模样呢？这个，罗三儿就说不上来了，因为他根本没和对方正面对视过。刑警正失望时，罗三儿又补充了一句：“我听他曾问过别人去昆山在哪里排队。”刑警窃喜，这个线索比能够说出对方是怎么一副模样还有价值啊！

　　专案组随即举行案情分析会，一部分刑警认为，从受害人康太太等人反映的一个劫匪带有明显的西郊本地腔来判断，此人有很大的可能性是昆山人，他在上海参与作案后，携带分得的赃物回昆山去了。这个观点遭到了另一部分刑警的质疑，说如果是这样，那么昨天晚上发生的毕宅抢劫案又该如何解释呢？持前一观点的刑警反驳：也许是另外两个劫匪把昆山那位打发回去后，另行物色了一个同伙呢？

　　两个组长辛强、彭文瑞没有参加争论，他们交换了意见后，说罗三儿的那个作案对象，是目前获得的最可靠最直接的一条线索，那家伙既然有昆山口音，又上了去昆山的火车，我们仍旧是有必要循着这条线索往下追查。不过，如何追查这个人倒是一个难题。因为罗三儿根本说不上他是怎么一副模样，几起抢劫案中劫匪也都是压低帽檐、戴着大口罩的。昆山是一个县，不说这个县的其他乡镇，就说县城玉山镇吧，也有四万人口，要在这么些人中追查一个没有相貌特征的男子，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请们考虑一下，群策群力，看怎样才能够顺利找到此人。

　　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七嘴八舌一番议论下来，渐渐集中到了一点上：那个昆山人进了北站候车室，居然要打听从哪个检票口上开往昆山方向的列车，看来这主儿不过是难得来一趟上海的乡下人，这种人参与红桃大盗系列抢劫犯罪活动，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跟班样的小角色，是个从犯。而主犯呢，估计应该是长期生活在上海市区的人，这样才有那份选择抢劫目标的准确性以及在都市作案的从容、老练、狡猾。昆山那个从犯应当是上海市区的主犯邀过来参与作案的，如此看来，主犯跟昆山这一个地区可能有着一份特殊关系。之前，从劫匪的作案手段判断，曾怀疑过其中至少有一名劫匪可能有过从事刑事侦查工作的经历，为此还请全市各分局提供了原警察局已被辞退的旧警察的情况。

　　于是，先查看各分局提供的资料，看看其中是否有昆山人。最后，发现解放后被辞退的旧警察中昆山籍的一共有四人，分别是新成分局、杨树浦分局、卢家湾分局和蓬莱区分局的。蓬莱区分局的那位老宋，专案组来自该分局的刑警都认识。这人五十八岁，患有严重的肺结核，解放前半年就已经病休在家了。解放后组织上审查留用人员时，就把他划了出去，因为此人一贯本分，没有做过恶事，所以还给他发了一笔补助金。肺结核在当时属于现今癌症那样的绝症，这人现在是否在世也难说，即使在世也绝对当不成强盗，所以将其排除了。剩下的三个，专案组决定立刻进行外围调查，先看是否有作案时间。

　　六名刑警分赴新成、杨树浦、卢家湾三个分局，调查到晚上方才返回专案组驻地。调查的最终结果是：杨树浦分局、卢家湾分局的那两个辞退旧警察都已找到了新的工作，一个在“春兴米行”当伙计，一个在“正泰纱厂”看门，经查均无作案时间；新成分局的那个辞退旧警察名叫袁晓墨，没有查到其下落，连住在哪里都不清楚。

　　前往新成分局调查的刑警苏博、老柳两人于是就了解了袁晓墨的一些基本情况。袁晓墨，三十九岁，江苏省昆山县玉山镇人氏，出身小摊贩家庭，十六岁到上海法租界的煤球厂做学徒。当时做煤球的机器是靠手工摇的，体力消耗很大，但如果能坚持下来，那力气就很是惊人了。袁晓墨将近三年做下来，眼看就要满师的时候，他却辞职不干了。老板当然不允许，你来学生意时是签下过学艺契约的，言明不但要学三年，三年满师后还得在老板这边继续干三年，称为“学三年，帮三年”，你小子三年学徒期还没满就要离开，还真反了你了！老板是青帮弟子，一向横惯了，当下就要惩罚袁晓墨。可是他一打听，却又不得不打消了这个念头。

　　怎么呢？原来法租界工部局巡捕房刑事部招收“包打听”，袁晓墨偷偷去报名，那身力气被人家看中了。巡捕房当然比煤球厂老板要牛得多，当下告诉袁晓墨，你只管来报到上班，老板敢动你一根汗毛，我们要他好看！就这样，袁晓墨成了巡捕房刑事部的一名便衣。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沦陷，日本人接管了巡捕房。华捕中有些具有爱国思想的拒绝为日本侵略者效力，主动辞职。但袁晓墨没有离开，卖力地替日本人办案，还曾被借调到臭名昭著的汪伪特工总部“七十六号”去做过小三子（即喽啰）。抗战胜利后，袁晓墨一度失业，但两个月后又经人介绍进了上海市警察局新成分局当了一名刑警。

　　解放后，军代表审查留用警察时，一看袁晓墨的简历，立马将其姓名划掉——在“七十六号”干过，不找他算账已经便宜他了。袁晓墨于是就失业了。他原本是有家室的，但后来离了婚，住在分局的宿舍里，吃食堂，户口也在分局的集体户籍大本子上挂着。被辞退时，户口当然要迁走，但袁晓墨没有房子，于是就给了他一纸迁出证明，自己保存着，几时有了固定住址随便什么时间都能迁入。这种做法，当时上海滩称为“袋袋户口”（沪语中的“袋袋”意为口袋，“袋袋户口”意即装在口袋里的户口）。

　　专案组分析了袁晓墨的情况：曾在法租界巡捕房刑事部当过多年便衣，对南市一带的情况肯定很熟悉，这对于物色作案对象是一个很好的条件。另外，解放后无业，肯定对其生活有严重影响，由此产生犯罪的念头也是可能的。这个对象，应作为重点嫌疑目标做出详细的调查！